[電影] 廿年前的台灣電檢與港片

好久沒有這樣完全沒圖、沒影音的一篇XD

在大部分的國家或地區，一部電影要能合法公映，必須先通過一些電影檢查的程序，就是所謂的「電檢」。不同地方的電影檢查單位不同，寬鬆標準不一，多年來香港電影為了賣埠，常需要將拍好的影片修剪為不同版本或結局，再送到各地送檢。然而在這樣的刪剪或修改的過程當中，不但可能破壞作品的完整性，嚴重時更可能導致作品面目全非，主旨潰散。

自2003年香港與中國簽署CEPA（全名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），香港電影可透過與中國電影界的合作，得到在全中國公映的機會，對於因逐漸失去東南亞電影市場而低迷不振的香港影業來說，是再度拓寬市場的好機會。

在商言商，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固然誘人，但因電檢而「破壞作品完整性」的情況，到了現在可說是變本加厲，因應中國異常嚴格的電檢制度，為了在中國公映，香港電影的創作自由不時受到影響，輕則如上篇所提的《葉問》般，修改掉一些「醜化」的場面，嚴重一點就如《大隻佬》、《殺破狼》等片的中國版本，為了通過電檢而將結局修改，使得電影失去原本題旨，甚至也有電影完全「變成另一部戲」，日後小站的「Eason影展」正好就有一部這種片…（這是題外話啦XD）。另一種情況則是為了迎合中國口味，電影逐漸失去本地特色、「去香港化」，失去了道地的色彩。

台灣在戒嚴時期的電檢，也是以嚴格聞名，港片在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困境，大多是來自當地保護本地影業的政策，而在輸入港片上有配額或稅制上的限制，然而因為政治、歷史的因素，港片在台灣被視為「國片」，進口上問題不大，主要的阻力就是電檢的嚴格管制，舉凡電檢單位認為有「弱化人民反共意識」、「醜化友好國家」、「非正統思想」、「宣揚迷信」和「描述罪惡過程過詳」的電影，輕則動刀、重則禁演，加上訂有《戡亂時期國片處理辦法》，不僅在大陸取景的電影不能登台，一部電影的工作人員當中（尤其是導演和演員），只要曾赴大陸拍片，非經解禁，其參與的作品一律封殺。

六、七十年代以來，台灣一直是港片的重要市場，據七十年代中影總經理梅長齡所述，七十年代台灣上映的國片和港片，比例約為六比四，到了八十年代，在國片經歷七十年代末的大衰退，加上國內片商轉投資港片，使港片大舉進佔，成了台灣華語片的絕對主流。

自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，1988年起，報禁和有關電影檢查的一些限制，陸續解除，1989年更開放片商赴大陸取景拍片。在電影風氣逐漸開放、加上經濟景氣好之下，台灣的國片院線，1989年從原本的六條增為七條，1990年更增為九條，又由於國片產量不足，在院線增加之下，必然引進更多的港片。

1988年所實施的電檢新制，將原本的二級制（普遍級、限制級）之間，新增「輔導級」一級，而「限制級」的尺度亦隨之放寬。電檢放寬之後，一些題材敏感，甚至是多年來遭禁的影片，陸續闖關成功，如徐克的偏鋒爭議作《殺出地獄門》（港名：地獄無門）和《第一類型危險》，周潤發參演，描寫左派作家故事的《郁達夫傳奇》，許鞍華因曾赴大陸拍片而遭禁的《傾城之戀》，暴力恐怖的邵氏電影《人皮燈籠》，麥當雄、黎大煒以寫實為號召，描述女學生賣淫現象的《靚妹仔》等等。

在新制度和舊制度交替之際，總是會有一些模糊或爭議，尤其此際的「開放」，也只是相對而非絕對的開放，加上電檢是由人員把關，很多情況下的結果是自由心證的，而電檢人員又不見得具有電影方面的專業能力，因此電檢標準的爭議或批判也一直存在，除了色情、暴力尺度的拿捏，最容易產生爭議的，還是不同的思想、意識型態。

舉例來說，上述的《人皮燈籠》、《靚妹仔》都非一闖即過，前者動刀剪了血腥鏡頭，後者則有性愛、注射毒品鏡頭遭剪後才成功公映，這兩者還屬較「單純」的案例，林嶺東導演的《學校風雲》，是1988年當時電檢制度下的爭議電影，香港影評人金炳興應邀來台參與該年度金馬獎評審，後來憤而退出，原因之一正是在台灣看了面目全非的《學校風雲》。

《學校風雲》第一次送檢時，以「殘暴鏡頭過多」無法修剪為由遭禁，片商隨後自行修剪再送審，但新聞局的立場卻在於「擔心此片破壞學校、老師、學生的正面形象」，而將整部電影裡有關學校的部分，包括校園、教室等場景，以及老師、學生等稱呼，一律刪剪，整部電影的劇情由「學校」中抽離，劇情變得沒頭沒腦。引述金炳興當時在報上的批判，可以瞭解其對電檢單位專業性的質疑：

「這部電影卻能觸及香港生活層面，黑社會魔手伸入學校，台灣觀眾可能認為是神話，在香港卻是令人憂心的現實問題，我不明白台灣電檢單位為什麼對一部發生在香港的故事片那麼恐懼。通常，我們判斷電影中暴力場面，要看編導有沒有提出合理解釋，刪剪後的「學校風雲」，只見風雲，不見學校，其中暴力場面已無因果關係，這類無緣無故暴力場面才最易誤導，產生危險。

台灣電檢單位刪剪的學校場面，包括剛復自用的老師，與學生談馬經的胡混老師，當然也有像劉松仁演的那個肯為學生奮不顧身的老師，有不良的學生，也有被惡勢力欺逼的好學生，編導創作時作出這種平衡，相信是很正常現象，每個行業，都有敗類，都有克盡職守的正人君子，刪剪要說為了維護老師和學生形象，實在不通，也低估了觀眾的分辨能力。其中有場戲，有個不良學生打老師，其他學生眼見不忿，一齊衝上去打那個不良學生，一場毆鬥後，傾椅翻，但兩個學生還忙把老師的教席扶起，真不明白電檢單位為什麼把這樣令人感動的場面剪掉。林嶺東的「學生風雲」還三番兩次強調加入黑社會，就如鳥入囚籠，這本來是很好的意識，刪剪後卻一點都看不出來。」

除了《學校風雲》，同年上映的《小生驚驚》（港名：小生夢驚魂）也因為相似的原因遭修改，片中周潤發飾演的探長是全片大反派，台灣電檢單位因擔心「有損警察形象」，而將此角色的身份修改，但情節上還不至於像《學校風雲》般支離破碎。除了為保持某些族群正面形象而動刀，當時流行的江湖片，也常因題材敏感或「美化犯罪人物」之嫌，而受到電檢的壓力，如改編真人真事的國片《大盜李師科》，原名是「盜帥李師科」，因「盜帥」似有正面化其行為之嫌，被要求改名後才能上映。

嚴格的電檢制度，除了讓港片無法在台灣以全貌示人，受害最深的，其實是自家的國片，在太多題材不能拍之下，電影創作者束縛太多、動輒得咎，許多現實社會的問題，卻不准搬上銀幕；許多能出版小說的情節，也不能拍成電影，久而久之，不僅無法在外地市場爭雄，連自家的市場也逐漸被取代，等到了1988年之後，即使電檢尺度和拍片環境日漸開放，但此時的國片，也已回天乏術。